刘文飞，1959年11月生于安徽六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讲席教授。
在首都师范大学，要找到刘文飞教授办公室所在大楼并不难——找到普希金雕像就行了。
这也是北京唯一的普希金纪念碑，于2019年为纪念普希金的诞辰而设立。此后每年6月6日普希金生日，首师大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师生都会在此举办“俄语诗歌音乐节”。
首都师范大学内，普希金雕像。沈轶伦 摄于2025年10月
黑色雕塑凝固普希金年轻的半身侧影。诗人的衣衫散漫开来，似文思泉涌，和他笔下铺陈的纸页融为一体。端详这张脸，感慨于普希金是如此古老（诞辰226年），同时又如此年轻（去世时年仅38岁）。某种意义上，这种永恒体现了时间的残忍。在文本的两侧，一代代读者会慢慢老去，而书写者永远不死。
普希金雕像后面的首师大外国语学院三楼的一间，是刘文飞的办公室。门口挂了许多牌子：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俄罗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首都师范大学俄国文学史研究中心等。名字都很宏大，房间其实也就是二十来平方米。两墙书架，一组桌椅对着一组茶几和沙发。
沙发上，这天，刘文飞老师门下所有在京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齐聚；茶几上，打开的电脑页面里，上线的是他正在俄罗斯交流学习的几位学生。这是刘老师例行的“师门聚会”，各位学生各自说一下手头研究的进展，分享开题后遇到的收获或瓶颈。
现代通信设备让身处莫斯科的人能和身处北京的人实时对话。这是科技对空间的胜利。而阅读，能让身处此刻的我们与百年前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对话。这是艺术对时间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时代，在一个信息倍速输出的时代，我们的内心依然渴望着言语的交流和灵魂的共鸣。
“经典文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具不可替代的意义。”刘文飞说。
在今年11月推出的新著《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中，刘文飞写到了1837年2月的那一天：诗人普希金和他的决斗者面对面站定，而后，枪声响起，年轻的俄国诗人倒在了圣彼得堡郊区的林间空地上。彼时，有报纸哀叹“俄国诗歌的太阳陨落了”，不过最终，伟大诗人的猝然离世并没有为俄国文学的生长画上句号。因为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顽强地活下去。
对着一屋子以及一屏幕年轻的眼睛，刘文飞相信：“即便一切都会被AI取代，过往由人类经验构成的围墙烟消云散，但创作一定是最后的堡垒。”
刘文飞著作
刘文飞译作
AI无法给出独创性的东西，它没有“下一秒”
周末周刊：人工智能真是发展迅速。刚才您和学生开会的时候金贝街，我看到，只要打开会议软件，它可以实时录下你们所有的对话，并同步转成文字。会开好，一份会议速录已经成形。您有没有试过给AI指令，比如说，让AI翻译或者让AI写诗？
刘文飞：它翻译诗歌还不行。
不久前，《但是还有书籍》摄制组来拍我，节目组让我现场做一个试验，给AI指令，让它翻译一段布罗茨基的诗。我一看，翻得不行，我就在节目里吐槽，说我作为一个布罗茨基的翻译者的存在依旧有意义。后来节目播出时，有一条弹幕弹出来，我看了后还觉得挺温暖的——留言人说：“刘老师，您要喂养它。”
你瞧，“喂养”，一个生命对一个生命的动作。AI没有生命，但却要使用者不断用指令去喂它、养它，让它熟悉你，和你讨论。起初我有点抵触，说：“我为什么要教它啊？我有这点时间不会自己翻译吗？”但后来我尝试和AI互动，现在和AI相处得很好。
目前我在翻译一本关于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书，我就经常会和AI讨论心得。不论我说得对不对，它只要“开口”，一定会先给我很好的情绪反馈，说“你太棒了，能想到这么深刻的地方”或者“拍案叫绝！你这个主意特别好！”。然后它会搜索几十篇到几百篇资料，告诉我它的想法和它的理解。
因为它的搜索能力特别强，所以有时候它会把历史上所有相关翻译的定论，或者约定俗成给你搜罗出来，并且列表分析异同，全程只需要几分钟。虽然它给出的结果的准确度、可信度还有待商榷，它在搜索资料时也缺乏辨别专业论文和道听途说的能力，但和AI交流时，你说的每一句话它都能“接住”，这的确让人震撼。
刘文飞教授
周末周刊：您能否举个例子？
刘文飞：比如说，“小市民习气”这个词，我们如何准确翻译它？
俄国的社会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照组，就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有时我们把“小市民习气”翻译成小市民阶层、小市民气质，有时翻译成市侩气、市侩阶层，但它又不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群体，后来有时我就翻译成“小市民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和AI聊天，我就拿这个去教AI，现在它慢慢就会区分“市侩”和“小市民习气”了。你肉眼可见它正在向“喂养者”学习。它在揣摩你的喜好，它会赞美你、认同你，甚至带一点讨好。但有时，它又显得很有个性。有些词我让它不要这样翻译，它不仅偏要翻译，还要告诉我这么翻是为了显得更有学问。我一次又一次提醒它我不要看它啰唆又自以为是的“翻译说明”，它会遵从。但第二天、第三天，它的老毛病就会重犯。它会有自己的坚持，甚至执着。
周末周刊：AI似乎把人最不能数据化的一个部分数据化了——因为当你使用语言时，语言背后的思想和情绪是很难被捕捉的。但算法却将之梳理建模。这种“被看透”的背后让你惊觉，自己独一无二的感受，竟然可以被模仿被复制，“太阳底下无新事”。也许此刻，我们在科技的倒逼下，更需要自问，我们之所以是人的不可取代的部分是什么？
刘文飞：大家都说，人不可被取代的是感情。但也有心理学家说，人的感情九成也是后天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比如狼孩，因为未被“喂养”人类感情，所以也就缺少人的喜怒哀乐。只有别人有过爱，传递给你，你才知晓了爱；别人有过恨，传递给你，你才识别了恨。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所有的感情也是千万年里“人类集市”里流转又流转的二手品。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AI对我们的冲击，倒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在任何文化里，诗人、真正的诗人都是独一无二备受尊重的存在。因为诗人能从他的心里捧出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即Creation，一种创作，或者说创新。虽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做到这个境界，但至少每个诗人都是以此为目标的。
在俄罗斯访学时金贝街，我曾经和学校宿舍保洁阿姨聊天，当她知道我翻译普希金时，立刻惊呼：“你过的是一种有创作性的生活。”这很俄罗斯！因为在俄国文化里，如果你是艺术家、作家、诗人，你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人和人之间的划分，除了以男女、胖瘦、贫富等等来划分之外，还有一种分法：创作和非创作。
在《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里，我说，俄国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给出过许多关于文学的著名论断和定义：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作品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托尔斯泰把文学写作当作“道德的自我完善”；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安德列·别雷说文学是一种“生活创作”行为，是一种世界观。
你问“我们之所以是人的不可取代的部分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创作能力。
AI的聪慧迅捷和博观约取令我击节，但它的活动能力永远只能在已知的过往的经验范畴里进行。它可以给你呈现各种模仿，但无法给出独创性的东西。它没有“下一秒”。
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对社交媒体阴郁一笑
周末周刊：俄国文学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个人如何在大环境中保存个体的自由意志。您觉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会如何应对AI时代？
刘文飞：我的理解中，他俩都是同一级别的大家，在哲学思考的深度上没有区别，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的终极认识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乐观主义者，后者是悲观主义者。白银时代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专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托尔斯泰为“肉体的作家”“生活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灵魂的作家”“精神的作家”。这并非说托尔斯泰不注重刻画灵魂和精神，而是说两位作家思考的维度不同。
如果他们来到当下，乐观的托尔斯泰可能会感到失望。托翁始终坚信，人生必然有一个更美好的终极范式，我们所有人都应以追求这个终极目标为己任。我们应该每天都去思考我们怎样生活才能更高尚、更舍己为人、更善良，而这种理想恐怕已经被解构了，他看到现在的网络乱象可能会被气到发疯。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翁思考的出发点没有不同，但他看到了这种终极范式的乌托邦性质。他是世界范围里最早具有现代派意识的人之一。与托翁写历史题材不同，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写的全是当下的、身边的、具有时效性、亟待被听到的事情。我曾在解读《群魔》时说，最具有现实指向性的作品，往往也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巨大隐喻。
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对当下的科技发展更宽容，甚至会窃笑，因为他知道，文学解决不了的东西，科技也同样对付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需要相信些什么。不论是过去人们信仰上帝，还是今天普遍地崇拜技术，都从一正一反两方面证明了人需要信仰。加缪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能够爱，又为不能爱而痛苦”“虽然有信仰的愿望，却又产生不了信仰”，这种双重悖论是很深刻的。
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活到当下，打开电脑，点开社交媒体，也许会非常阴郁地看你一眼，没准还会窃笑：一切和我预料的一样，说到底一切都是灵魂的问题。
周末周刊：如果在“术”上无法与机器抗衡，人类是否还能在“道”上有所坚守？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赵汀阳去年在北京一个论坛上和我们分享了一个理论，即动词哲学如果能够衍生出动词逻辑，对AI或许有用。
他说：“语言以名词性的主语和宾语作为思维焦点，于是一切关系都被理解为名词之间的关系。名词思维偏重分类学、集合论和分析性的推理，但弱于表达变化、涌现和创造的动态。假如能以动词为思维焦点，重新建构语言系统内的相关性，以动词为中心去建立一切链接，通过动词生成语境，以动词去定义所有的相关性，甚至，以动词去解释名词的语义，以动词作为‘事情发生’的出发点去定义因果关系，那么或能够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
周末周刊：“以动词为核心的链接网络不是线性的主谓宾结构，而是万向链接。”这好像我们学诗歌鉴赏的第一步，是学会看诗眼，学会抓住那个动词。
刘文飞：对，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布罗茨基也曾有类似的表述，说他在学习写诗的时候，一个师兄告诉他，写诗只有一个法则：你随便写，写完了后，把所有形容词去掉。目前的AI大多以名词为搜索对象，如果是以动词为搜索对象呢？是否能更充分地理解意识和语言？
想想也很有意思。从唐朝到现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技术不知道更迭了多少，周边事物的名词不知出现了多少变化，但是文学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古今中外一代代写作者试图借助文学来构建一个比现实社会更合理、更好的“第二自然”或“理想现实”，这种愿望，确实没什么变化。
文学的力量看起来很轻微，但震撼的力度却很持久
周末周刊：今年，“伟大的诗人民族的骄傲——普希金与东方回响”展览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幕。这次展览从普希金博物馆引进百余件珍贵文物，您也特意赶来上海举办了讲座。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您演讲结束后，观众和您互动时自我介绍，有爱好文学的律师一家三口，有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生、博士，还有做西装的裁缝。大家动情讲述各自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的力量，问的问题也很专业、深刻，让人特别感动。
刘文飞：俄国文学在中国影响很大，大到超出了文学影响的范畴。
俄国文学从19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三四年间，俄苏文学被大量引进中国，它被鲁迅称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俄国文学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文学阅读的对象、审美的对象，同时也是思想的资源、理论的武器。
相对于日常生活的重量，文学的力量看起来很轻微，但震撼的力度却很持久。以普希金为例，在俄国，他和他的作品不是少数文学爱好者研究的课题，而是日常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在俄罗斯，我要去人家家里做客时，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就带一本普希金诗集和一瓶葡萄酒就行了，永远有效，永远对任何家庭都通用，别人也会觉得你很高雅、有品位。
普希金生于1799年，当时的俄国和欧洲社会正处在动荡之中。他在短暂而绚烂的生命中写下《自由颂》《致恰达耶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创作了真正具有俄国民族独立品格的俄国文学。因此，他被公认为“俄国文学之父”，从他开始，俄国文学开始步入世界文学的舞台。1846年，比普希金小10岁的果戈理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
之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继面世。与这对双子星同时代的，还有契诃夫。作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一位世界级大家，他承前启后，在他的创作晚期，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开始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喷涌，让世界看到了俄国的文化创造力，赢得了西欧上层知识分子的刮目相看，使当时西欧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可以说，文学在国家文化形象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末周刊：您深耕俄国文学翻译与研究40余载，不仅翻译了四五十本俄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还写了十几本研究著作和论文集。对文学，您既是思考者，也是研究者、创作者。您说过：“翻译之于我是一种能带来愉悦的智慧活动。我不是‘专业’翻译家，我的翻译往往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副产品，是我中文写作的参照物。”所以，除了做翻译这匹“文明的驿马”，您是否也致力于做一匹有着独立的思考道路的“奔马”？
刘文飞：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当时没有填报外语专业，一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的我却被分配到了俄语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俄苏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就这样开始从事俄国文学研究的专业工作。几十年来，它成了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或者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为了我构建“第二自然”或“理想现实”的载体。
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创作者已经不会像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自觉担负写皇皇巨作的责任了。年青一代有视频、社交媒体等更多表达自我和确立自我的方式了，书面书写不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拥有的文学经典文本就是这些了。
周末周刊：这让我想到一句话：“比你老的人的数量不会再增加。”
刘文飞：这句话挺有哲理。布罗茨基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死亡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如果经典文本不会再增加，那反过来说金贝街，就好像是不可再生能源一样，经典文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具不可替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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